【翻譯】導論：數位革命，能知的公民及民主文化

導論：數位革命，能知的公民及民主文化

Henry Jenkins and David Thorburn

剪影：美國民主(大約在2000年發生的)

許多政治評論學者預言，認為網絡化的電腦環境將會成為2000年大選的決定性因素。大概在2000年的十一月，大約有64%的投票者是網路使用者，然後90%在網路上的美國人是登記在冊具有公民投票權的投票者。網路似乎像是這些評論者預估的一樣，提供投票者近用上最有效率且最不具成本的的一種媒介與方式。這些預測說法是怎出現的呢？

‧史蒂夫富比士成為首位在網路上宣布將角逐總統參選的政治人物。
‧亞利桑那州成為美國第一個在進行總統初選時允許由網路投票選定的一州。
‧Bill Bradley在他的網站上將他在網路上進行政治募款，建立並記錄了下來。
‧總統提名會議首次在網路上直播播出。
‧喬治布希和高爾都藉由網路架設網站，並藉由網站發送網路智囊團的方式批評對方在
總統政見辯論上的缺失。某些情況下，在辯論仍在進行的同時，這些互相的回應也同
時在進行著。而這個辯論而後持續進行的內容和後續的評論，造成網路流量過大，還
差點塞爆了布希的網站。
‧六個總統候選人之間辯論之間發問與回應的意見交換紀錄，在馬可爾基金會的網站、
白與藍辯論網站每天都照時上網，並且候選人還要處理這些網民們發問與回應的問
題。
‧競選人員用網路模型以及民調資料作為規劃競選策略的方式，照時間和選區的方式，
網路可以讓這些資料與資源可以快速轉換。在美國歷史上最近的一次選舉，兩大黨相
信他們可以知道在每個選區及每個競選州次之間，大概有多少選民最後是居於搖擺的
中間選民區間。

然而即便這些現象都顯示某種變化，有些評論者還是表達相當失望的態度，他們認為公眾在他們所想像的網路民主中，其實並未準備周全。Jonah Seiger，Mindshare網路運動的共創者，就提到這個奇想上的問題：政治與網路科技之間的演化比一般人想像的都要來得慢許多。一家美國的獨立民調機構(Pew Research Center)就發現，僅有18%的美國民眾曾藉由網路來了解候選人的基本資料等等。另一方面，在一個由少數幾千個票數就可以決定的選舉上，這人數百分比其實足以影響選舉結果。而在這當中，這家民意調查單位也指出，43%的選民認為網路是會影響他們的投票偏好。而有一半以上的青壯年(卅歲以下)選民也認為，網路確實影響他們投票的行為，而這發現也指出一種政治文化在世代轉換上的差異。

但或許這些失望的觀察者與學者所見之處是有訛誤的，找尋一些可以體現這新數位媒體的力量的決定性時刻──像是當代羅斯福當年的爐邊閒談或是甘迺迪的電視辯論，這些都是舊有形塑共識的廣播媒體的象徵，在這種媒體的系統之中，全然由少數幾個具有壟斷性的網絡和一些有限的溝通管道所定義。這些事件是重要的，某部分來說，因為他們讓候選人能夠去對他的選區選民的某一部份談話。當前的溝通管道的多元化，在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這些溝通管道的多元化延展發聲的區域，讓這些聲音得以在全國性的大區域選舉中，或一些全國性的辯論當中被傳達出來，並可以保證不會有任何一個意見會是藉由一個不可質疑的權威所表達出來。電腦網絡的運作上遵行的原則，基本上和這些廣播媒體相當不同，在：近用的途徑、參與、互惠性和取代「單人對單人」的「多人對多人」溝通模式。

當網路在全國性的政治當中成為一個一個力量的同時，我們不會發現任何單一決定性時刻發生。相反的，數位民主是去中心化、不均的散布，甚至深深的具有矛盾對立的性質。此外，電子網絡的民主脈動，在選舉政治上其實很可能不是第一次發揮影響，而是在文化型態上和「社群」感的改變上，例如，或是在更不需要靠官方權威或專家的公告與意見下的公民性，其實發揮了其長足的影響。

我們必須承認「民主」本身可能就是個具有爭議的名詞。民主究竟是一個特殊的治理型態，還是公民性文化？還是是這兩者當中某些更複雜元素的混和體？要有多少的「權力」轉換到公民身上，才足以證成一個社會是有多民主的爭辯？我們對當前民主的認知當中，有多少的想像是將民主與「能知的公眾」(informed citizen)給綁在一起？在一個電子網絡的時代中，我們正開始去思考，不單單是去思考政治是如何被引導上的變化，而同時去思考這些轉變如何改變政治的意涵。總的來說，我們必須花些時間來區辨，在美國市民生活當中網路帶來的全面性的影響。

然而，近來發生的某些政治事件，確實在對於「線上民主究竟為何」這問題上提供了一些具有爭議性的線索。如果我們希望去確立全國開始將注意力放到網際空間的時間，我們可以將在1998年公布的Starr報告作為一個時間的起點。國會圖書館網路伺服器，1995年由Thomas所架設，就可算是在早期網際空間發展的歷史上所完成的偉大理想中其中之一。政府全部的文件和演講資料、國會聽證會、報告，甚至在某些情形下，一些報告或提案的草案等等，在網路上都被公開而可被大眾存取。同時的C-PAN，提供現場或是錄製下來的國會辯論或是各委員會開會過程的電視轉播。Thomas讓公眾可以看到一個法案變成正式法律這當中曲折的發展過程。然而後來這些高貴的夢想與期待，全然最後還是轉成失望。Thomas提供的這些資料有一大部分是沒有被廣泛使用，或是根本就沒人使用，除非一直要到總統性醜聞案或是彈劾公聽會等，才足以吸引全國的目光。接著在一個線上記者Matt Drudge在線上發布的故事之後，超過約兩千五百萬的人次下載該份報導柯林頓性醜聞的Starr報告，然後約略在資料開放的首兩周之內，有兩百萬的人次下載柯林頓案大法官的證詞。美國人的確是想要一些政府資訊，但可能並沒有這麼像先前這些理想主義者所想像的這麼樂觀。

在一次的，如果我們試圖去找一個線上團體行動影響選舉結果的案例，作為一個網路和民主政治之間關係的例證，我們可以考慮在1999年秋天的案例。1999年秋天，前世界舉重協會舉重選手與革命黨的參選者Jess Ventura，當選為明尼蘇達州州長的案子。在他取得空前的勝利之前，Ventura相對於他的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對手們，得到的廣播與廣告宣傳單的覆蓋率都來得更低許多。評論者當時仍主要認為他在與其他寄存已久的政黨敵對競選當中是一場相當不樂觀的選戰。然這時候很顯然的，這邊就有一個非常好的理由足以去相信，他的競選會成功全然是靠對網際網路在新選區形態的跨越上的有效率的運用得當的結果。其他既有兩大黨的候選人，大多都將自己的競選網站視為一個亮麗的小冊子，放滿一堆微笑的照片和一些含糊的競選標語。而Ventura的網站，在另一方面，提供許多有詳細資訊的資料，而更重要的是，他還建立了和自己競選團隊與支持者連結的線上社群。在一系列的民調當中，《連線》發現「網民們」(netizens)──這些藉由電子郵件途徑的選民──都是在財政上抱持保守態度和社會自由主義者。然而沒有任何一個當時出來參選的黨有意願要提名一個擁有這兩者相合立場出發的候選人。而Ventura主動去吸引於這些立場的「網民」，帶來紀錄上最年輕的投票者，並戲劇化的呈現了在數位時代第三小黨改變了自己的選舉命運。

這邊還有另一個在網路力量影響選舉過程中重要的案例：Ralph Nadar在2000年的「策略性投票」運動。在他認知到自己可能無法贏得總統大選，Nadar的這項運動發展出一個可以增加它全國得票率的策略，如此一來也增加綠黨聯邦在下一次總統大選可以獲得「聯邦統籌分配基金」的機會。在高度民主的州(省)分中，像是麻賽省當中高爾的支持者都相當被鼓勵，在一些競爭相當緊密的省份中，像是佛羅里達、加州、奧瑞岡等地方，和Nadar的支持者交易，這當中大概有1500的策略性投票票數被登記，其中支持Nadar的1400票數願意轉投給高爾。這種Nadar式的交易方式引來相當尖銳的批評和爭議，有些評論家對他們所看到的美國政治的「Napster化」現象，感到相當哀傷，而在這當中其他人則指出這樣的策略性投票方式相當有意義的擴張並增強第三黨在全國大選的勢力與角色地位。

去說明(描繪)出網路可以給予能見性(透明)和影響成為一種替代性的政治觀點，我們可以記錄在2000年發生的西雅圖反對世貿組織事件當中崛起的獨立媒體中心。Indymedia.org在當時就像是個訊息的收發站，公布一些抗議者的訴求與目標，將現場第一訊息、影像、錄音檔和數位的紀錄影像都放置在上面並發布。這些具有數位技術智識的行動者將他們的檔案紀錄片等等藉由衛星系統連結到一個全國公開發布的網絡當中，然後發行他們自己辦的報紙，讓全球的人都可以在網站上看到這份內容。而那些作為對一些特殊抗議的策略性的回應方式，慢慢形成一種自我支援與志願新聞組織的方式運作，這些新聞的志工與發佈，遍及比利時、加拿大、捷克、英格蘭、法國、義大利和墨西哥。這些獨立的媒體運作中心，逐漸已成為在對抗全球化的惡魔行徑時，在這種全球性運動的要角。

相反的，評論者也曾經爭論並認為，豐富的資訊流動並不必然造成更多有知的公眾，這部分可以引證在2000年兩位參議員：Lazio和希拉蕊(柯林頓老婆)當時在紐約，那年秋天的參議員之間的爭辯。回應到記者的發問，兩位候選人強烈反對當時正在擱置的一個有關於對電子郵件抽稅以補足聯邦郵務經費的法案，接下來的幾天，他們發現所謂的法案其實是一場網路詐騙，藉由記者和候選人，在全國性播出的辯論節目中還都錯誤覺得那是真實要發生的事情。

這些實例都相當指出全球網際網路已經在美國政治生活上成為一個相當有影響力的要素：在公眾對於政府部門資料的近用上，在參選人和他們選區選民的互動溝通上、在投票者投票行為上、在政治行動者傳達他們的理念與訊息上和在候選人談論一個進入全國性議題的爭辯主題上等。然而不是每個人都會同意這些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像是上所述的眾多特殊的案例上；或是我們也可能不能完全同意是不是科技足以全然解釋這些政治和社會的發展。

挑戰「不可避免」的決定論神話(迷思)

在1974年，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鉅作：《電視：科技與文化的一個形式》當中，他挑戰當時廣為人們所深信並接受，且相當受大眾與學界風行的一個「科技命定論」說詞(命定論認為新科技在形塑社會與改變社會的背後，有個內部與生俱來、自主的力量)。相反的，雷蒙認為我們必須了解這些新崛起的科技形式，然後在特殊的溝通系統當中，是一個科技與社會、文化、政治、法律以及經濟力量彼此之間複雜的相互互動後的結果。不同的文化與不同的政治體制在科技使用上的擇選上，將會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我們比對早期英國和美國，以及納粹德國電視發展的歷史，就可以看到這種戲劇化的呈現。此外，不只有命定論在歷史發展過於錯誤的去解釋，另外他們這種說法也相當具有政治和道德上的一種危險，因為他們這種說法下，認為對於在一個有利於社會的新媒體的形塑上，和抵擋這些科技帶來的有害影響上，我們都是無力(無從)抵抗。Paul Starr相當強烈的同意：先驗來看，這種媒體的「淨影響值」是微乎其微的。當一個新的媒介震盪到一個舊的統治形態，這個政治影響必須藉由科技與政治統治形態以及藉由科技性與政治性決策的決策來論定。威廉的研究指出，新的媒體媒介會產生對於政治文化上的爭辯，但不可能單獨靠自身來影響或改變所處的社會。相反的，新媒體媒介產生一個更加延伸商議空間，或是產生在彼此競爭的力量之間的一個測試與競賽──有些是浮現的，有些是完整被架構完成的；有些有著振奮人心的改變，當然也會有些人是排拒這些的；有些是公開且透明可見的，而其他則是隱密的操作著。在威廉的說法當中，這種新媒體的影響，是一種(建構式)的演化，而不是一種巨變(革命)。



威廉相當有利的論證駁斥了這種「不可避免」的命定論說法：(命定論者)推論這種新出現的科技媒介型態，將會不可免地帶來一個更民主的社會。在拉席格(Lassig)的《網路自由與民主》書中，針對具有科技決定論的說法提出尖銳的評析，他提供給我們一個這種烏托邦信徒的想法上的一個概括圖像：網路空間將會是不可避免的，然後網路空間是不能被管制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不靠他們經營，但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在這當中管制這些網路空間。網際空間成為一個個體自然而然脫離實體空間主權的一塊自由的場域。

這種將自由和民主視作為數位科技不可避免的結果的說法，有些說得過頭，甚至認為民族國家在這種直接民主的氛圍下會逐漸衰退。舉個例來說，在John Perry Barlow的一份惡名昭彰的《網際空間的獨立宣言》當中，他宣稱國家政府對於線上社群幾乎是無任何可管制的力量：這個(實體)尚存在工業世界的政府，充滿著頹靡鐵和血肉之軀，而我來自網際空間，是一個心靈的新居所，你們在我們聚集所在之處根本無任何主權的控制可能…網際空間並不靠你們所架設定義的邊界上，請不要想你有可能建構一個政府來這邊管我們，即便是有個公眾建構的計畫，但你也是無法的。因為這是個自然而然的行動，而且在我們這種集體的行動當中，力量就藉此因而自生。在這個宣言中表明了一個全球性的觀點，然而卻只引及美國政治傳統，Barlow將電腦描繪成一個將我們從民族國家政府的專制手中給解放出來的解放功臣。對於他來說，這場戰爭顯然已經勝利，而且這個產出的結果已經決定完成，政府要能嘗試去管制這個新的「部落」或「心智」根本就是天方夜譚。

這邊就有個可以和Barlow這番「革命巨變」的樂觀推論相抵觸的說法，那就是Pierre Levy在對集體智慧文化的興起的一個更細緻的解釋與說明。對Levy來說，這種新的資訊文化，是藉由一種高度的參與與互惠行動所定義形構而成，這當中仍沿著一個既有的權力結構而存在，像是多國家合作以及民族國家。Levy將這些政治與文化的結構視作為「偶爾具有輔助力量」，然後「偶爾會互斥」。對Levy來說，這個集體智識的世界，是一個可以達到的烏托邦，但不是當前就已經達成的狀況。

拉席格也得到，某種再悲觀一些的結論：這個我們正要進入的世界，不是一個保證自由的世界。一些控制和管制的形式，拉席格就提到，就深植在這些程式控制碼當中，這些控制碼足以限制我們在網際空間互動的方式與內涵；我們已經不經思考就接受這一系列根本既從未被公開討論，也根本看不見的數位組織與交易上的限制。除非我們了解這個暗藏在網際空間中的「反民主」的力量，拉席格就說了，不然我們很有可能在一夜之間，沒知覺的就從自由變成被束縛(被控制)住了。

拉席格是近年來幾個在要求一種「科技能知的公民」的作家當中的其中一位，這種具備科技知識的公民，可以保證能生成一個對新媒體科技在政治影響力的討論上，更廣泛的公民辯論。像是Landon Winner，要求電腦專業者能夠對他們的工作上負起相當的公民(社會)責任，而且堅持認為，整體的公眾應該要能參與新科技的安排與創造。「當前，是讓大家來猜猜怎樣的性格(個性)、怎樣的話語的型態與樣貌和怎樣的社會規範，最終將會蓬勃發展…」在我們的數位時代的未來，Winner表示，工業的領袖呈現(提出)出一個既成的事實，如果我們要求人們去改變他們的生活而讓他們可以去適應新的資訊系統，看起來是相當具有責任去引起更多人去參與對話、計畫與決策、原型策畫、測試以及評估等。

在《自由的科技》(1983)書中，Ithiel de Sola Pool為辯證溝通科技與民主，建立一套架構：只要當溝通的管道與媒介是分散、去中心而可輕易近用的，像是新聞媒體或是微電腦等，這時自由是被容納存在的。而當溝通的方式是有一定中心化的、被壟斷且稀少，像是一些巨大的網絡時，中央的控制出現是較有可能出現的。這時，電腦主機被視為一個官僚式控制的象徵。Pool設想一個去中心化與參與型態的媒體環境，家用電腦的出現，他預言，可能會加強民主文化，並讓公民和草根性團體(組織)可以比以往更廣博的宣傳他們的理念。但他也承認這種結果不是必然發生的。「媒體的特徵會形塑那些和他相互動的其他事務，所以一個人可以期待這些自由的科技可能會壓倒過那些想控制他的力量…(科技)形塑一個戰場的結構，但並非造成了每個結果的必然發生。當報章媒體一直被無疑的視作現代民主的奠基者，接踵而來的就是無數的發行量帶來的言論管制和新聞媒體自由的問題。某些時候和某些情況下，即便再的新媒體形式都會開啟更廣的言論閘，但有些時候和有些狀況，因為懼怕流量如洪水一般雜亂而大量，大家反而會嘗試把這道門給關上。此外，Pool也說到，新媒體常常被視為舊科技的一個版本或是一個延伸，並主導了一套具有限制或毀壞進步力量的管制計畫。這種管制的保守力量，會使得原來在這些新科技開始出現時的預測的基近變遷，變得麻痺而無力。

對於新媒體對政治的影響上最有利的解釋，藉由意識到這些會型塑分布差異的社會性、經濟性、政治性與文化性力量，相對平衡了對於這種崛起的新溝通科技出現的激情。在1990年代早期，很多作家都相信電腦網絡會讓公共領域起死回生。經過了二十世紀，理論學者警示都市化和不斷增加的流動(能動)性將會摧毀(美國)他們易碎的社會連結。現在，作家則表現出一種美國人對於社群感的嚮往，而相信網際空間可以孕育出一個新的公民文化。

哈伯瑪斯的理想公共領域概念對於這個議題上，設定了一套模式：公共領域的近用與進入，原則上是全然開放，開放給全部的市民。公共領域的一部份是建立在每一個對話溝通上，這當中每個私人集結在一起，而慢慢形成公眾。在這當中的活動中，他們既不會為商業或是專業人員的意見所主導他們的私見，也不會受到國家官僚系統法律規約而必須去服從遵守。公共領域，哈伯瑪斯指出，是一個對於重要公民所關心發生的事情的審議，且在這當中公眾的共識也在此形成。而哈伯瑪斯責難現代大眾媒體的崛起，認為他造成私人生活化而讓公民變成(不具批判力的)消費者。評論者則指出，哈伯瑪斯低估參與公共領域的門檻與障礙。像是經濟因素，決定某些人是可以較輕易近用媒體；社會性因素，決定了那些公民可以對市鎮會議上發揮影響。早期的公共領域的民主理念型甚至是和一種女性、少數族群和窮苦人等的缺席上妥協。相同的，新公共領域的承諾決定於是否這些科技、經濟和文化因素會是全面參與的障礙──這就是所謂的「數位落差」──是否可以克服。電腦化網絡環境提供「社群建構」上一種潛在有利的資源，然而這些資源將如何被使用，端看該社會是否擁有一個有活力的公共領域所需的公民性的理念。

有些學者或作家引證指出，線上社群擁有這種公民美德。像是Julian Dibbel，他就敘述一個在「泥巴」(MUDs)裡投發生的一個激情的爭辯，而其他的線上社群努力去發展出一套可以處理「異見」、「異議份子」和反社會行徑的策略。線上社群提供一個可以體驗公民組織連結的參與機會或是讓個人「賦權」，這些都相當豐富市民性的理念。但其他也爭論這個問題，認為沉溺於這些虛擬的世界中，可能僅只會替代掉一些在實體世界的政治當中具有更多貢獻的政治行動。這些懷疑論者警告，指出在線上互動種種粗魯、魯莽、瑣碎和具有攻擊性的互動行為，並且從一個黑暗面去觀察線上社群互動行為，認為線上社群將反對的觀點的參與者個別孤立。

Howard Rheingold，一位廣傳「虛擬社群」概念的記者，他當然不是一位科技烏托邦論者。他認為，線上公民為了要能平衡這些新媒體所形塑出的政治和經濟力量，他們需要去教育他們自己：新科技不會自我實現那份潛在的能力，這種潛藏不明的科技力量必須被聰明的運用，而且必須被一群能知且有知識的人民們審議並加以思考。…這些怪異的情形，像是「龐大的權力」和「龐大的錢力」將會找到一個足以控制虛擬社群路徑，都會是好的；巨大的權力和巨大的經濟力如同他們在以往(歷史上)出現的那樣，在新的科技媒體形式出來後，總還是會找到一條控制新溝通媒體的管道。在1990年代早期(1993)，他就明白必須要捍衛虛擬社群，去對抗可能侵蝕自身的政治與經濟力量。十年過去了，這種「經濟殖民」始終還是被視作一個對於(虛擬社群)參與文化上嚴重的威脅，行動者被要求去建立一個「公眾共有」(public commons)，去保證Rheingold和Dibble所記錄提及的那些草根性的社會與政治實驗的續存。

哪個數位革命？

科技烏托邦論者的說法預言說一個即將到來的數位革命，是相當簡化而且幾乎是把過去歷史進程發展都刻意忘卻掉。但他的不屈不撓和多元的歷史是具有意義與教育意義的。一方面，這樣普遍談論有關(數位)革命變化的論調，隱含一些對於既存秩序的不滿。儘管我們相信這種數位革命的說法只是空洞的說詞，我們始終還是需要解釋為何一個「革命」，即便是虛擬的，但卻這麼吸引人。具有相當驚人的範圍差距的左、右派思想家曾經用了「電腦革命」(計算機革命)概念來設想政治變遷的形式。檢視「數位革命」論述的說法，我們可以認同的是，一個有關政治或是文化的論述，不只用學術上的討論文作方式表達並出現，或是藉由一些相當明顯的意識形態意見交換上出現，他同時也是在一些膾炙人口的科幻小說和期刊雜誌中出現。這說法有著很明顯的政治影響，幫助人們去形塑對於即將到來的科技上的態度。而且儘管這樣的對話不是一個衡量新媒體的影響力上最準確的方式，他可以滋養對於核心價值或是中央組織等等一些重要的討論，並可以讓我們去設想描繪出可能的變化。烏托邦論者幫助我們去想像出一個公平的社會，也幫我們去設想出一套達到公平美好設社會的策略。

對於左派的學者，「數位革命」的說法證實了一個錯誤的幻想，如同早些時期對於接續著共產黨垮台後的美妙幻想一般。我們可以回到法蘭克福學派的類別，許多左派的知識份子將資本主義視為一個無法抵抗的力量，而將媒體的商業化與商品化視為資本主義製造「服從/同意」(無抵抗力的受眾)背後最具力量的工具。相反的許多年輕左派學者發現「數位革命」等於是讓美夢幻想加注新的泉源，並似乎可以成為替代(既有)媒體文化的一個承諾與保證。同時，這種革命的說法也被右派學者作為一個合理的說法，像是Newt Gingrich和George Gilder和許多人，提倡「共和黨革命」，表示「讓政府不要再煩我們了！」，並將決策能力回歸到地方層級。而還有其他的人認為電腦為新的經濟型態鋪路，「企業家革命」可以讓更小(沒經驗)更精簡的新公司爬上美國法人業界的頂端。網絡化的電腦引進，剛說過了，將會使我們社會的每個面向都產生改變，改變工廠生產型態、改變政府和社會生活，改變藝術家展示他們作品的方式，並改變在經濟(市場)錢財的流動方式。全部的社會組成，因應這些新的科技形式，都會必須被「革新」。這種數位革命的說法，讓這些有錯誤幻想的左派和一個新右派、野心的企業家以及眾多利益團體，視他們自己正站在巨大歷史性變遷的尖端上。

這樣的一個狀況的政治聯盟在早個幾十年前幾乎是難以想像的。左右派同時都不信任壟斷廣播與懷抱著希望有一個更分散且更多參與性的媒體環境，雖然他們確實不同意，在最後，他們所期待的社會將會由數位革命的效果因應而生。有些社群主義者將網路當作是一個社會整合(凝聚)的工具，對網際社群來說，保守者與自由主義的擁護者將這種分配分散的電腦環境視做一種反聯邦主義的去中心化象徵。然後這樣的聯盟是相當脆弱且問題重重的。一來我們可以藉由提出最基本的問題，來切割數位革命的概念。什麼對言論自由來說是最具傷害力的呢？政府圖書檢查制度或是法人公司團體的智慧財產所有權的維護？何為侵害隱私的最大的危險與傷害？政府的監控或是大眾公司法人團體紀錄民眾(消費者)個資的資料庫？換句話說，如果這是個數位革命，那我們究竟是在革命──反抗些什麼？

這邊有一個很有力的嘲諷意味的事實是，不論是左派或右派，起初理解電腦網絡的方式都是將電腦網絡相對立於政府官僚的控制，因為太多一開始的研究是由國家或軍方經費補助的。原有治理的美夢，緊密的和冷戰時期的核武恐懼有相當大的連結關係，這個角度來說，其實他們是反烏托邦而非烏托邦主義者。政府想要去確證最小本質上的溝通因而可以保留再度攻擊的能力。一個分散的系統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這樣儘管中央的節點被毀壞不復，它仍然可以運作。這邊被體現的東西不是一個基底相當廣的參與媒介，只是一個由政府官方限制控管，而軍事高度要求下的產物，門路與路徑只是不甘願的被延伸(提供)到這些幫助將這種冷戰思維化成實際現實行動的研究學者身上。而這種對於網路是文官體制的產物的理解的貢獻與遺留，在高爾宣示時用了隱喻的方式處理「資訊高速公路」(對於他父親在擔任參議員，並幫助提倡州際高速公路系統等貢獻做出宣揚)這詞就可以看得出來。把這種新資訊場域形容為「高速公路」隱含了網路是源自於聯邦政府的計畫，明顯的和電子疆界協會意於「應該永遠保持獨立而不受政府的侵擾」的自由主義想像相左。

當前的網路民主概念形成，大概是在越戰引發的激烈爭辯中產生。Frederick Turner的研究就呈現像是《連線》或是《Mondo 2000》等雜誌是如何發行，而一些數位社群像是「WELL」和一些像是電子疆界基金會，是如何在舊金山的政治文化中深根，又如何在196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文化反堵)中成為運動的中心，並且如何接續成為新數位經濟的溫床。許多作家像是Stewart Brand, Timothy Leary, Howard Rheingold, Alvin Tofler和John Perry Barlow等，相當輕易的從深耕已久和Whole Earth Catalog相關聯的的反文化形式，轉換到在《連線》雜誌當中的網路烏托邦主義者和消費者主義價值提倡者，並幫助定義數位科技的大眾化(較流行)的陳述方式。諷刺的是，早期反文化的聲調是「反財團性質」的，網際文化的措辭與論述，其實是由這些將「烏托邦」所寄望的「參與式文化」說法，轉化成高科技商品訴求論調的數位企業主共同決定的。在個人PC年代中其中一個非常有影響力的廣告──麥金塔的《1984》，呈現出家用電腦是作為逃離「非人性化」、「歐威爾式」的官僚體制管制的解放工具。在同時，這個輕易將政治與財團連結起來的方式，深化當時其他由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的論調視角出發的左派的懷疑論者，將電腦是作為另個財團控制整個美國市民生活的起點。

在一個有影響力的論文〈媒體理論的構成〉當中，Hans Magnus Enzensberger提到一起學生以擁護一種「溝通參與模式」作為反抗財團對於電影和電視系統的壟斷的學生運動。Enzensberger的評析，主要是針對大眾媒體的互惠性質消失問題，和他們所倚賴的那種一對多的溝通模式。電視，他警告，「(電視)根本無法提供溝通的服務，反倒是防止你溝通的可能」。他記錄一些地下新聞報、草根性的影片製作、人民廣播電台和其他一些獨立媒體製作與發佈的出現資料，並將這些意指為新政治文化的誕生。但這些DIY的媒體沒有確實沒有取代或提供在商業電視台之外另個好選擇。舉例來說，管制與管理UHF和有線電視的政策決策，將在地的媒體通路與內容給邊緣化，而且授予商業型的廣播公司較優先的位置。同樣的，雖然照相攝影的所減少的成本，足以讓草根性的自發(辦)雜誌(zines)可以發行與產製，但是沒有一個有力的系統將這些報紙發送到一些具有相當意義的讀者眾手上。

對某些人來說，這些早期參與式媒體的失敗，加深了諸多對電子化網絡的懷疑。但對其他人來說，網際空間是第二個參與式媒介時代的來臨。網路，這些相當抱有希望的人就宣稱，將會是個沒有中心，沒有守門員，也沒有邊際的地方。這個新的網際空間文化將會是個對抗商業化集中化媒體的堡壘，並確實保證可以通往一個替代性的路上。打個比方，這樣一個反文化的脈動形成，線上社群在早期(對抗)反對未經同意的廣告訊息，和他們皆持要保有言論(表意)自由以及加強加密作為保護隱私權的可能。這個電腦化建構的遺產，可以在科幻小說裡頭描述的一些「叛客」故事中看到，這些小說都將「駭客」形容成一個對抗強而有力的媒體財團惡性競爭的一位行動者。或是，在一些文化防堵的運動中，他們為要開啟替代性的訊息的可能，將目標擺在阻擋商業媒體的進駐；或是，在開放原始碼的運動中，將草根性的Linux合作用以對抗微軟公司的集中化力量。

兩個在1960年代的廣告標語可以幫助我們去了解這個舊和新媒體的分界與差別。第一個是Gil Scott Heron的歌《革命會不會實況轉播呢？》在當時1968，答案很明顯是：不！一個由財團媒體控制而相當狹窄的新聞消息線路，是不太可能去傳送異議份子的相關消息、意見與圖像的。反文化傳播主要藉由替代性的媒體：地下報紙、民謠歌曲、海報、人民電台和漫畫等。

但在2003，如果我們問「是否」這些革命會真的被數位化，當然答案就會是肯定的。現在網路的門檻，在近用一些更多的資料上是較以往比起來都相當的低，當然一些創新、革命意見都是可以傳達的。這些因為財團媒體而被禁聲的媒體，就誠如Pool所說，成為第一個將他們的電腦作為印刷報紙的起始者。通往網際網路，讓革命、反動派或是種族主義之類的都相當具有「賦權」的現象。這也產生一些意見中介的管理者與他們盟友的恐懼。因為保有一個人的多元分歧性，無疑的將會是另一個人的無政府狀態。

現在，可以想想這第二個標語，這是某個芝加哥街頭少年(學生)在網絡新聞頁面上吟唱的：「全世界都在看著~~」儘管他有什麼差異點，學生知道，如果抗議者經由ABC或是CBS和NBC播報出來，他們將會號召到千百萬個觀眾。有沒有一個在網路上的地方是全世界都正在觀賞的呢？網路上有數億萬的人看著億萬個肥皂劇同時在同一時間說出台詞。但誰正在聆聽呢？舊的中介媒體仍然存在，並沒有因而隨時馬上就隨時間衰微，只要他們要求全國或是國際的觀眾觀賞，如此一來就幾乎可以維持他們傳送商業廣告訊息到數百萬個人手上的能力。

線上行動者可以相當快速的認知到第一個歌詞標語的價值；但很顯然的，第二個標語的重要性就要細細品味了。數位革命最誇大的說法就是，他們試想了一個全然由無任何軌跡(無法追查)的參與式管道網路，去取代集中化的廣播媒體。例如，「網民」談到他們最主要的網絡，如同恐龍躡手躡腳地掉進陷阱裡頭，他們面臨新經濟型態隨之而來的現實。然而，dot-coms的衰退就很清楚的表示，這種預言說法是過於早熟的(過早的)。電視和電影的對傳達消息給大型群眾的力量，漸漸大過於分散傳輸方式的新媒體，因為在新的媒體形式傳播中，的確有很多訊息是可以被流傳但卻極少是被保證可以被聽到。這個戲劇性經濟財力的翻轉發展指出，同樣對於有權力的政府組織在面臨網際民主來臨後，將會衰退的預言，也是言之過早而且思考過於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