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來自雪莉特克文章後的「另些」思考
2011.06/10樊國森
雪莉特克在他1998年《虛擬化身》書中，以一個研究科技心理學的角度，從「人──機介面」的想法與問題出發。他從1980年代剛執教鞭時期，訪問台下學生對電腦的「認知」與「想像」；然後在1990年代，他持續追蹤這個「世代之間」的「小孩」，在成長過程中和「科技」──當然，書裡面所謂的「科技」，主要是指這些「電腦」，和小孩們之間的互動，與其造就的小孩對科技的認知心理。他發現，社會情境代間差異，相當影響一個「主體」對於「人機」關係的接受度或者是「脫身」的可能程度，及他對該科技的眾多想像程度。
1980年代，八、九歲的孩童，對當時還沒有大量「圖形介面」的IBM電腦，所抱持的想像，單單就只是「一台機器」，是「深奧」的機器，其他多餘想像都還是繼續繞著這個想法在轉。1990年代之後，網路的發展與圖形作業系統出現，Turkle再度訪談的結果，發現當時的孩子「已經」接受「電腦是有智慧的機器」。而在接近《虛擬化身》該書成書的年代(1998)時，21世紀初，可以想像得到，孩子對科技電腦化的電腦普遍認知，已經到「肯認」(identify，肯認他的同一於人的智慧與性質)。足以見得，他們對「電腦化」過程已經相當習慣，反過來說就是「很難察覺」──不知道之前「非電腦化」/「尚未電腦化」的生活時，在「那一代」對電腦的想像，可能跟他們之間有天壤之別。
Turkle的「新文章」──〈Can You Hear Me Now?〉因而才會更加深去討論這個科技發展路途當中，尤其是對這一代──在電腦化相當普及後，大概在1990年代之後出生的小孩，很顯然不知道，或是根本是「無法去了解」在「科技」電腦化出現前的生活。這一代普遍在耳濡目染，間接或直接受科技「馴化」的結果，可能就是這篇2007年文章裡所說的，那種「不具反身性」，並「無法將自己抽身於科技之外」，無法有足夠空間和時間去檢視反省自己，在使用科技化產品的某些態度與過度沉迷的情形。因為，顯然，這一代的小孩根本無「從」比較。
(圖形操作作業系統介面的出現，事實上是大約在1985年之後才存在，而要論其「普及的程度」演進，是有一段很長的路程：1980年代的大學生普遍都會「程式語言」(C++)，這是因應當時市面上多半都是DOS介面的電腦，電腦從來也不是一個被預設作為「普及化」的科技。在1980年代末，習於程式語言的大學生，還因為當時圖形介面的出現，而產生一些問題上的爭辯──「是否DOS/圖形作業系統較好」，而在當時的「USERNET」(新聞論壇)網站上進行好長一段時間的爭辯。這可以見得，今天大家習以為常的圖形操作模式，像是「視窗95」之類的「非直接操作程式語言」的作業系統，風行和受到大家接受的時間，是漸進而非直接被廣眾接受的。)我的這篇文章，並沒有要摘要該書的內容，我主要是對日前自己評介的該文，再次折合Sherry Turkle該篇〈Can You Hear Me Now？〉文章的概念，將看完這篇文章之後，我本人在觀察後所產生的有趣反思。尤其是在最近的打工工作，接觸學生機會相當大且多。當我在教書解題的時候，常常看到許多台灣現今的孩子們，似乎對資訊科技產品感受「無疑」，並且對智慧型手機抱著一種「唯一性」──別無選擇的態度，和對這些科技益處的「正面的定見」──普遍都是極度讚揚與羨慕。這種現象，看在我的眼裡，和他們在考試時，準備和找尋「資料」，或在接受「資訊」時，那種相對產生出來的焦慮與害怕資訊的匱乏，似乎剛好成為一個弔詭的情況。
高中一年級時(2000年)，當時還有一半同學手上是有一台BBCall的年代；台灣科技發展，其實在1995年才算開始較為長足的方式邁進。手機市場也是大約在我國中，大概是一、二年級的時候才逐漸有人在使用，後來也是過了一段時間後才「風行」。那時候沒有普及的無線通訊，「紅外線」可能是唯一新產品；手機在「國中」的小孩手上，說實在話，是相當不普及的。在當時，手機和科技的使用和學生之間有個「強制的距離」，普遍來說，只有一些在學校裡，被老師或訓導單位俗稱而會列為「觀察對象」的人，似乎才會有一隻閃亮亮的摩托羅拉或是諾基亞。
當時手機還需要靠大量廣告置入，拍「愛情故事」(像當年的任賢齊「易付卡」廣告：選琳達還是安琪？誰才是真愛？)，或是要用很多配套措施做宣傳，鼓勵民眾開始使用手機，並考慮開始裝「撥接式網路」。電信費計費方式，包括當時在「網路撥接」以秒數計價，讓許多家庭用戶嫌麻煩和昂貴。而最後能集結規模的網路使用，大概就是早期的「網咖」。在1999年年底，線上遊戲「天堂」，這套遊戲等於是把網咖的風潮拉到最高點。2000年在「天堂」正式上路之後，我永遠都忘不掉當年代言的明星是「范曉萱」──曾幾何時他是以甜心教主的看板代言該遊戲。這些回憶，和科技進入社會的過程，在我這個世代的過去，剛好給我們一個相當有「記憶」與「意義」的反省機會。照Turkle的文章意涵來說，這表示的，是我們這一代(七年級的前中段)學子，剛好接在一個前後的位置，可以知道科技當初是如何進入生活當中，相對比較後來在1990年代後出生的科技使用者，尤其是今天大概是十來歲的國、高中生，我們似乎更有機會可以反思這個問題。
科技的認知，涉及到科技造就的時間感──急促急促，快速快速，但似乎不是效率，而是某種矛盾的貪得無厭的情結，誠如我上一篇「評介」提到的內容一樣。科技認知和馴化，還包括對「科技使用時間」的「科技使用邏輯」上的馴化──被訓練成為一群永遠走在時代尖端，快速而新穎，不落人後的科技使用者，其邏輯建立在「拋棄」──本來「拋棄後」，是有一種責任(被課責)和道德上的問題，但今天「拋棄」一個科技用品，汰舊換新就似乎不涉及這個層次的心理矛盾一般。拋棄的邏輯，隨時可以汰換的邏輯，在使用科技的時候是渾然不知，就被一種社會情境的共有文化下，所被同質化。
在教學生功課的時候，遇到很多案例，學生幾乎都會被科技產品左右心思，並且對「拋棄該科技產品」，永遠「換新」這件事情感到相當自然而然。他們也常常會對某個老師手上有台「哀鳳」，或是老師有某個很漂亮的手機等等這些，感到無比的欽羨。這欽羨當然是來自於手上沒有哀鳳的學子所表現出來的。但是，很有趣的部分就在這邊。這種對頂尖科技的使用，喜歡追在科技研展的尖端上，有哀鳳三就換哀鳳三，有3Gs就換成3Gs，然後有哀鳳四，何必手上還執著買3Gs呢？但要是你問這代的孩子有關拋棄的責任問題，通常都很難是個問題。這樣「換」，事實上，你不過才用了原來那隻手機「不到半年」，「沒毀損」、「一切都沒問題」，這支手機很快就是舊的，可能還會被說是「過時」(outdated)──很快就會被「淘汰」，被「拋棄」──反過來，卻沒有時間反思「拋棄」的邏輯與意義。
我還記得一年多前因為手機遺失，去西門町「獅子林」逛了一樓手機「二手市場」找手機，發現好多「當前」才「剛上市」的Sony Ericsson的手機。如此新的手機就這樣躺在二手市場的架上，老闆娘打趣地說：很多小朋友，現在哪需要這些「一般功能」的手機...。他們都是買不到幾天，哀鳳出來了就換哀鳳啦，就算這些手機都沒問題，但就把整支新到不行的機子送來這邊，馬上說要賣二手，然後，很厲害的是，二手的價格說給我隨便談。
科技的進步，資訊伴隨著日新月異，而追求科技的尖端同時，但面臨資訊的繁雜。台灣的學子，在對哀鳳與智慧型手機、電腦，都似乎感到無比追求感，與一種「資訊更新」的急切。其實，反過來看你會發現，遇到「資訊」的本身，基本上他們卻是焦慮不已的。這剛好成為這一世代，此般科技擁護者心中的一個很有趣的矛盾，也跟史蒂芬的《開機：電玩、電視、電腦佔據生命，怎麼辦？》該書的美國脈絡下的科技與大腦同步進化論的想法，剛好成為對照與相反。
這些孩子擁抱科技，但如Turkle與Walter Kirn的〈多工並行的多事之秋〉該文說的一樣，同時，這些孩子也卻對科技感到「焦慮」，尤其是對科技帶來的，那片繁雜的「資訊面」上。他們無法跳脫那個總是「無法聚焦」，而卻又總是「他有聽過，然而我沒有聽過」這類隨之帶來的焦慮的種種資訊。這簡單來說，就是種「接受資訊」上的「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這種「落差」明顯可以的造成實然的「焦慮」，尤其是科技與資訊提供的背後，在另個隱含邏輯──「競爭」變成相當自然的時候，這種焦慮就更為明顯。
這邊就是我要說的弔詭：他們有著長足進步的資訊媒介，有著這些「接受設備」──電腦或智慧型手機，並能追逐在科技的「快速」、「更新」、「拋棄」的數位邏輯。然而，「資訊」卻沒有辦法實然且平均地「被接收」。即便今天資訊被接收，也沒有太多機會可以被這些青少年吸收與思考，進而能理解的時間與空間。然後這種，手中握有高科技產品的學子，在競爭與速率(效率)的普世邏輯之下，卻無法接收到有意義的訊息和資訊；這樣他們不會特別自在，而是弔詭而不意外的「感到焦慮」。當然，我想，如果看這篇文章的讀者超過24歲，可能會覺得我這說法有點過於誇張地「悲觀」論調；但其實這些都是我們「較年長一代」，在經歷過「科技普及前/後」之間的過程的這些人，所看不到的。有趣的是，他們「自己」恐怕也抽身不了，因為這是他們從小面臨科技生活情境無所不包之下的「習慣」，很難，或是幾乎無法反身看自己的一種科技牢籠。
Turkle當然文章無法全然提到整體的科技問題，但卻點出許多可以深思的問題。這就是我推薦該篇文章的原因之一。待看官可以思考思考，討論與反身回顧自己在應用與使用科技，甚至是檢視自己一路以來「涉入」(engaged)科技當中的過程，看看當前的國小和國中、高中學童對科技的期待與焦慮，想必科技需要社會，而社會需要科技，科技社會的反思將會更有空間可以拓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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